百合小说网

神圣的事业（第2页）

当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用套在脱毛的皮袖筒中的双手蒙住脸，纳夫塔却以一位政治家的冷峻问道，除了用鞭子和棍子，用这些与监狱绝对般配的东西，还能用别的什么办法去制伏那些桀骜不驯的罪犯呢？一所施行人道主义的监狱从美学上讲不伦不类，是妥协折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尽管口口声声讲美，却根本不懂得美，至于说到学校教育嘛，纳夫塔讲，那些想把体罚排除出去的人所谓的人类尊严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植根于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时代的自由个人主义，植根于自我的开明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正趋于灭亡，正让位于一些新兴的更坚强的社会思想，让位于约束、制服、强迫和服从的思想。遵循这些思想，没有神圣的残忍精神不行；而对于体罚，人们便得另眼相看。

“于是便有了死尸般的盲从一说!”塞特姆布里尼讥讽道。纳夫塔马上回敬他，说既然上帝为了惩罚肉体的罪孽而让它可耻地腐烂，那么对同一个肉体施以鞭笞，最终也算不上大逆不道吧。——由此，话头马上转到了尸体火化问题上。

塞特姆布里尼赞成火化。这样可以免除腐烂的耻辱，他高兴地说。人类出于功利目的和其他理念的动机，正打算消除它。他声称正参加筹备一个讨论火葬问题的国际会议，会址看来多半会选在瑞典。计划要展出一座参照以往所有经验设计的模范火葬场，连带着还有骨灰陈放馆；届时可望受到多方面的启发和鼓舞，毫无疑问。土葬这种办法真是太陈旧太过时了——在现代的环境条件下!城市扩张!大量吞食土地的墓园!飞涨的地价!不得不使用现代交通手段使葬礼合理化!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对这一切都知之甚详，言之凿凿。他特别嘲笑那种老鳏夫，还学他们弯腰驼背地每天去亡妻坟前的样子，说是去那儿和她谈谈知心话。这样的老古董该首先享用可贵的生命财富，好好度过自己所剩无多的光阴才是。再说，现代化大公墓里人挨着人，对于他们思念故旧的悠悠情怀，不也很煞风景吗？让烈焰来消灭尸体，这是多么干净卫生，多么庄严高尚，比起任它自行腐烂和蛆虫咬噬的可悲结局来，简直可以说是富有英雄气概!是啊，使用这种新的方法，心灵——人对永久存在的需要——也可以得到满足。因为在火中消失了的，原本就是那些变化着的东西，那些人体里尚在出生前就处于新陈代谢状态的成分；至于另一些很少参加新陈代谢而不变地陪伴着人一辈子的成分，能经住火烧，也就变成了骨灰。因此，活着的人搜集收藏骨灰，就等于将故去亲人身体里永不泯灭的一部分珍藏起来了。

哦，那还用说。塞特姆布里尼打算抓住人类对生物学事实的非理性态度不放。他指的是那些原始信仰的阶段，那时候死是一种恐怖，始终被令人战栗的神秘气氛包围着，因此人不能用理性的清醒目光去审视这一自然现象。有多野蛮啊!对死的恐惧发源于文明程度极低的时代，那时人通常都死于暴力；而事实上这样的横死总带着可怖的性质，久而久之，人一想到死，自然就感到害怕。可是，随着健康科学越来越发达，个人的安全越来越有保障，自然死亡便成为常事；而对于一个劳动者来说，在辛勤一生之后想到永久地安息更一点不觉可怕，倒认为是正常的，值得欢迎的了。不，死既非可怖的事，也非殉难牺牲；死纯粹是一种合乎理性的、生理学上必然的和值得欢迎的现象。不过再没完没了地讨论这个问题，将是对生命的剥夺。也正因为如此，在那座模范火化场和附属的骨灰馆也即“死亡馆”的旁边，还计划建一座“生命馆”，在这“生命馆”中将融建筑、绘画、雕塑、音乐和诗歌艺术于一炉，以便引导继续活下去的人们的意识离开死的体验，离开默默无声的忧伤和无所作为的哀怨，回到生的享受中去……

“迫及不待地!”纳夫塔挖苦道，“不然，他们对死就殷勤过了分，对那个简单事实的敬畏就过了头。当然了，没有这个简单的事实，恐怕压根儿就既不存在建筑，也不存在绘画，既不存在雕塑，也不存在音乐以及诗歌吧!”

“他为入伍而当了逃兵。”汉斯·卡斯托普像在做梦似的说。

“您的话叫人莫名其妙，工程师。”塞特姆布里尼回敬卡斯托普，“暴露出您脑子有毛病。对死的体验归根结底必须是对生的体验，不然就活见鬼。”

“在‘生命馆’里是否会装饰一些**乐的象征，像古时候的棺柩上那样？”汉斯·卡斯托普问得一本正经。

反正得有肥美的食物供感官享用，纳夫塔语气肯定地说。要以古典主义的口味在大理石和油彩中炫耀和表现人体这罪恶之躯。人家已使它免于腐烂，毫不足怪，因为人家纯粹出于温柔体贴，甚至连用鞭子抽它也不让……

这时魏萨尔又突然提出刑讯来，他那尊容就活像一个在受刑的人。令人难堪的审讯——不知道几位对它怎么想。他，斐迪南·魏萨尔，总是喜欢利用去各地办事的机会，到那些古迹名胜中参观曾经以审讯方式研究人的良知的隐秘角落。他见过纽伦堡的刑讯室和雷根斯堡的刑讯室，为了长见识，在室内很好地观察过。确实，为了灵魂的缘故，在这些地方对肉体很不客气，而且用了些别出心裁的方法。甚至于叫也不让叫，硬把一只梨子塞进犯人张大的嘴里；这只闻名遐迩的梨子自然已不是什么美味——所以接下来再怎么干怎么使劲儿都静悄悄的……

费尔格也发表了意见，既称赞梨子，也称赞静静的干劲儿。他认为，至少那时候还没谁想出比摸他的胸膜更卑劣的玩意儿。

这是替他治病!

灵魂麻痹了，正义遭到破坏，一样容许人暂时抛开同情心。再说，刑讯还是理性进步的结果。

纳夫塔先生大概神经不正常吧。

谁说!他正常得很。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是位文学家，所以对中世纪的司法史显然不甚了了。事实上，那是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也就是讲，渐渐地，基于理性考虑，上帝被排斥到了司法之外。上帝的法庭坍塌了，因为人们发现，强者总是获胜，即使他并不在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式的怀疑者和批评家利用了这一发现，努力使古老简单的司法程序为宗教裁判所取代；为了捍卫真理，宗教裁判所不再依靠上帝的干预，而是想方设法使被告吐露真情。没有口供，不能判决——即使到了今天，你在老百姓中间都听得见：本能根深蒂固，取证的链条即使再严密，缺少自供的判决仍然使人觉得是不合法的。可如何取供？如何在有了种种单纯的迹象，种种纯粹的嫌疑之后，再查出真情？一个隐讳和拒绝吐露真情的被告，你该如何洞察他的心、他的脑？他的灵魂既然是邪恶的，你就别无他法，只得转而对付他的肉体，肉体实实在在地摸得着。于是乎，刑讯作为不可缺少的取得供词的手段，便合乎理性地被采用了。若问要求实行并且真的开始使用重视口供的司法程序的人是谁，那便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如此说来，他也是刑讯逼供的倡导者。

意大利作家请其他先生千万别相信纳夫塔的话。那纯属魔鬼开的玩笑。要是情况真的完全像纳夫塔胡诌的那样，要是理性真是刑讯逼供的始作俑者，那也只是证明，它在所有时代都是多么苦于缺少支持，多么迫切需要启蒙，自然本能的崇拜者们没理由担心地球上什么时候理性会太多!只不过适才发言的那位说错了。恐怖司法的发明权算不到理性的账上，只须考虑它的根子乃是对地狱的迷信这个事实就够了。先生们最好去参观一下博物馆和刑讯室：那些挟、抻、绞、烧等种种刑罚，显然都出自一种幼稚而痴迷的幻想，出自一种诚惶诚恐地模仿彼岸世界的地狱情状的愿望。这且不说，人们这样做还自以为是要帮助犯罪者，猜想此人可怜的灵魂是拼命要忏悔的，就是肉体作为恶的原则极力违抗它的意愿。于是人们自信为了他好，就必须用酷刑来迫使肉体屈服。苦行主义的愚妄……

那些古罗马人是否也沉溺于此呢？

古罗马人？鬼话!

当初，他们不也知道刑讯成为司法手段了吗？

逻辑上的尴尬……为了打圆场，汉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张，好像引导谈话的方向是他的职司所在，提出了死刑问题来讨论。刑讯尽管废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办法叫被告服输认罪。但死刑看来将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开化的那些民族仍坚持保留着它。法国人企图以放逐取而代之，受到了惨痛的教训。当局简直不知道除去砍掉他们的脑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地处治那些“人形禽兽”。

这说明文艺是件有点特殊的事，纳夫塔反驳道。除去这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情况毫无意义。

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估计对了，纳夫塔先生赞成保留死刑。在他看来，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样也是革命者，只不过是保守意义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里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说，世界将会认真对待这种反人道的革命。纳夫塔先生在对文艺表示过怀疑之后，该坦率谈谈他这革命是连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这样的极端主义，不可能争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个以取缔所有文明国家死刑为目标的国际联盟，不久前刚刚成立。他塞特姆布里尼有幸也是该联盟成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尚待确定；不过人类可以相信，届时大会的发言者都会有足够的论据武装自己!他当即便引了几条论据，诸如误判误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永远也不应放弃犯人会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至引经据典，论证一个国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着眼于使人变得高贵善良的话，那就不该以恶对恶。他先从科学的决定论出发，抨击了“罪”的概念，然后否定了“惩罚”这个概念的合理性。

紧接着，“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见，纳夫塔如何一条一条地扭断塞特姆布里尼的论据的脖子。他嘲笑这位人道主义朋友对鲜血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只属于那些最平静无风的资产阶级时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动的情况下，一旦有某种超出“安全”考虑的考虑，也就是非个人和超个人的思想起了作用——这本是唯一符合人类尊严，在更高的意义上讲因而也是正常的状态——那么任何时候都不但会毫不犹豫地为更高的思想牺牲个体生命，而且还将要求个人志愿地为这种思想铤而走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仁慈嘛，他说，只会导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严峻的因素，只会阉割生命，连他那所谓科学的决定论也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可真实的情况是，“罪”这个概念并未因为有了决定论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并且变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说得不坏。他是不是要求社会的不幸牺牲者老老实实地感觉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场并非无辜呢？

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

大伙儿全都无言以对。汉斯·卡斯托普轻声咳嗽两声，魏萨尔把下巴撇到一边，费尔格先生连声叹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温文尔雅地指出：

“大家看见了，有人就是这样拿他个人的情况去推论世人。请问，您能从杀人中得到满足吧？”

“这与您毫不相干。不过，我真要这么干了，我将当面嗤笑那个无知的人道主义者，他竟愿意喂我豆子汤直至我死。让杀人者比被杀者活得更久，这毫无意义。他们两人分享和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将他俩联系在一起；换一种类似的情况，两人还一样，只不过一个忍耐，另一个行动罢了。他俩应该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里尼冷漠地承认，他缺少理解这种死亡与凶杀的神秘主义的器官，也不稀罕有这样的器官。他毫不怀疑纳夫塔先生的神学天才——在这方面他无疑望尘莫及，不过却声明自己并不羡慕。一种无法克服的洁癖，使他远远避开刚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说的那种敬重苦难的环境。在那儿，显然不止对肉体的苦难是如此，对灵魂的也一样，简单地讲，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钱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荣耀无比。

纳夫塔证实，德行和健康确实不是虔诚的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信仰与理性和道德根本没任何关系，他说，那就收获不小。须知，他补充说，信仰与生活毫无牵连。生活所依赖的条件和基础，一部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部分属于道德的范畴。前者系时间、空间和目的，后者指伦理和理性。所有这一切对于信仰来说不止是异已的和无意义的，而且是敌对的；须知，正是它们构成了生命存在，构成了所谓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绝对的反面，而且是绝对天才的反面。说到天才，他纳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认天才在生活领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种乐天知命的资产者，他们气魄宏大的市侩之风，他们出类拔萃的庸人习气，不可否认，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那么倒背着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成了无信仰的化身。

他表达方式的幼稚还不十分堪虑，塞特姆布里尼说，更可虑的是他害怕冲突，因而向魔鬼让步妥协。

嗯，关于魔鬼，一年多以前他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和他汉斯·卡斯托普，已经讨论过了。“哦，撒旦!哦，叛逆!”他又到底向怎样的魔鬼让步妥协了呢？是那个反叛者、劳动者和批判者呢，还是另外一个？真是危险到了极点——右边是一个魔鬼，左边也是一个魔鬼，叫他怎么穿过去呢!

以这样的方式，纳夫塔讲，并没有将事情如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期盼的那样讲清楚。他世界观中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将上帝和魔鬼说成两个不同的人或者原则，把“生活”摆到他们中间去作为争论的对象，而且严格按照中世纪的模式。实际上呢，两者对待生活，对待市民的庸庸碌碌，对待伦理、理性和德行，都是完全一致地持反对意见——作为一种由他们共同体现的原则。

“好一盘令人作呕的大杂烩!”塞特姆布里尼大声呵斥。善与恶，光明与黑暗，一切全搅和在一起!没有判断!没有意志!但有谴责该受谴责的东西的能力!纳夫塔先生是否知道，他在青年耳朵边将上帝与魔鬼混为一谈，并假杂乱无章的二位一体之名否定伦理的原则，他这么做结果到底否定了什么？他否定了价值——否定了任何价值判断本身——说来叫人恶心!太妙啦，不再有善恶之分，只有一个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也不存在各有其批判价值的个体，只存在包容一切、平衡一切的整体，只存在整体里神秘的沉沦。个人……

有意思，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又自诩为个人主义者!真要这样，他就必须了解道德与幸福之间的区别；可遗憾的是，我们的光明派信徒和一元论者先生并非这样。只要愚蠢地将生活当作目的本身，不再追问除此还有没有意义和目的，那起主导作用的就只是种属伦理学和社会伦理学，就只是脊椎动物的道德观，而并非个人主义——个人主义单单寓于信仰和神秘的范畴内，寓于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所谓的“伦理上混混沌沌的宇宙”中。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道德究竟是什么，企图是什么呢？它与生活紧紧相连，也就是说，仅仅有用罢了，连可怜巴巴的一点儿英雄气概都没有。它之存在只为了人能长寿、多福、富贵、健康，如此而已。这种理性和劳动的庸人哲学就是他所谓的伦理道德；相反，纳夫塔却要大胆地坚持所谓的粗鄙庸碌的资产者习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