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道是:“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此时的林徽因,从性情、气质到思想信念都极像南渡以后的李清照。经历了战乱流离和疾病折磨,她从精神上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蜕变和升华,从一个美丽多情的浪漫才女变成一位坚韧而爱国的知识女性。
最后,梁林夫妻二人共同完成了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初稿。
正是由于他们从20世纪30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期间,走遍中国十五个省,二百多个县,实地勘察两千余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撰写有关建筑方面论文、序跋等二十余篇,从而为最终完成这部《中国建筑史》专著奠定了坚实基础。林徽因在融会材料、描述史实的过程中,融入深邃的哲思和审美的启示。书中所有文字大多经过她的加工润色。这些文字集科学家的理性、艺术家的**于一体,常能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的前言中表达了对徽因的热爱和敬重:“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同事和旧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来,她在我们共同的事业中不懈地贡献着力量。”
费慰梅在《回忆林徽因》中这样描述:昆明遭到敌机轰炸,林徽因一家与中国营造学社人员迁到四川南溪县李庄。此时已是抗战的中后期,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林徽因肺病复发,不但连药品都买不到,甚至还要靠朋友们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她的健康被严重地损坏了,经常发烧卧床不起,但林徽因并没有怠惰,她躺在病**通读二十四史,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帮助梁思成写成了《中国建筑史》。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写成的自己国家的建筑史。
这部《中国建筑史》是他们夫妻才气学识的体现,更是一代中国优秀知识分子向苦难中的祖国捧出的赤诚之心。
正如那传说中的杜鹃啼血、精卫衔石,其精诚忠贞感人肺腑。
林徽因夫妇相濡以沫,在艰难环境中互相搀扶和砥砺,引起许多人的羡慕。他们的英国朋友里查斯说:“他们两人合在一起形成完美的组合……一种气质和技巧的平衡,即使在其早期阶段的成果也要比其他的组成部分的总和大得多,这真是一种罕有的产生奇迹的佳配!”
他们的挚友费正清说:“在我们历来结识的人士中,他们最具有深厚的双重学养,因为他们不但受过正统的中国古典文化教育,而且在欧洲和美国进行过深入的学习和广泛的旅行,这使他们得以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审美兴趣和标准。”这位曾亲眼见过他们在川西小镇李庄艰苦境况的美国学者,表示了由衷的赞叹:“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一切美好的外在都会悄然褪色,在指尖悄然流走,凋零,最后落入尘埃。然而在时光的烟尘里,却有一些东西永远令人伫望迷恋。那就是深藏于人们内心的美好情感和人格。
那是一处人间绝美的风景。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贫病交加的林徽因、梁思成夫妇,欣喜若狂,八年的离乱终于结束了。可是梁思成当时不在李庄,在重庆正与两位年轻作家在美国大使馆食堂共进晚餐。未能与夫人一起庆贺这个胜利的日子,让他颇为遗憾。
在李庄的林徽因四年来第一次离开居室,拖着病体坐滑竿来到茶馆,以茶代酒,庆祝抗战的胜利。梁思成兴致勃勃地回到李庄后,把家里仅有的一点钱,买了肉和酒,还请了莫宗江一起相庆。林徽因也很痛快地饮了几杯。
乘着酒兴,梁思成大声教两个孩子朗诵杜甫的诗: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即将随父母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北平了,孩子们也欢呼雀跃起来。
然而,抗战期间艰难困苦的生活,已经极大地损害了林徽因的健康。梁思成和林徽因来到重庆,好友费慰梅找来美国著名的胸外科医生里奥·埃娄塞尔博士,为林徽因进行了肺部检查。结论是令人绝望的。他向梁思成和费慰梅说,林徽因两肺和一个肾都已感染结核,存活期或许只有五年。梁思成听到这个消息,宛若五雷轰顶。
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呆呆地看着林徽因。林徽因却什么都没有问,只是轻轻地拉起梁思成的手,说:“走吧,咱们回家。”
1947年10月林徽因住进中央医院,甚至写信给费慰梅做了最后的道别。病榻上,林徽因托人带话给张幼仪请求一晤。张幼仪携徐志摩之子徐积锴赶往医院,林徽因仔细地望着张幼仪母子,却虚弱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这次见面所求为何,林徽因没有说,张幼仪也无从知晓。
繁华与落寞终是一墙之隔,如生命的列车驶过每一个景点,领略的不仅只有美丽,亦有荒凉。这个时刻,应当是徽因在向曾经的青春岁月,作最后一次深情的回眸凝望。
远眺或回眸,等待或远行,留恋或遗忘,相逢或错过,都不再去计较了,纠缠了。当曾经的心结终于解开,生命便圆满如山岗上的清风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