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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山万里赴戎机（第2页）

我们不能因为邓稼先的光辉形象而看黑一切他周围的人——我们都知道，当一个物体过于明亮的时候，其周围就自然形成了灯下黑。事实上，老袁的话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心态，其实，这种利益的取舍稍作分析我们就能弄清楚：新中国成立后，很多一直在国外搞研究的中国人的确回来了，并因各著名大学急需教授、博士等知识分子，而国内这样的知识分子相当稀少，因而他们回来了，并以极其闪亮的头衔担当了各领域各部门的头头脑脑，但一直据守国内的人士开始不满，牢骚话主要集中于这些人，因为，他们并未对新中国的成立付出什么却坐享其成，回来直接捞资本！

政治上相当成熟、立场极其坚定的邓稼先，却完全不熟悉官场政治的运作规律，他也不想知道这些官场规则。我们分析的东西在邓稼先的脑海里是不会驻足一分一秒的，那不是邓稼先。但站在客观的角度，我们其实完全在邓稼先做出了留学选择的同时就可以断定，他放弃了一些很珍贵的、或可以利用的资源，回国后一切都将面临重新开始的局面。我们暂不分析内里，只对一些外在现象做对比，比如，“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回国前，已在美国搞了足足20年的研究，并早已是名震天下的大科学家，无论他是否已加入美国籍，只要他回到中国来，将立刻被予以重用。

邓稼先回国，能一定受到同样的礼遇吗？显然不能。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这是邓以蛰在儿子幼年时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中着力传授给他的话，不仅要会背诵，更要弄懂；不仅要弄懂，更要切身做到；不仅切身做到，更要时时刻刻、任何事上都要做到言而有信！

其实，有没有对袁永厚说的那番话，都不影响邓稼先的及时归国。因为，他对袁永厚说的那句话，同样包含着没来得及说出的言外之义：我出国就是为了回来。

更何况，他一直尊重的前辈和老师、33岁就当选爱尔兰皇家科学院院士的彭桓武，说过这样一句让他印象颇深的话：“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同样，昆明解放前夕，朋友帮刘文典全家办好了入美签证，并安置好了具体去所，但刘文典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

真正大义的话，总是如此朴实，不需分毫修饰。

尽管归来的人数在留学海外军团中所占比例尚不足四分之一，但这批知道祖国在世界各国处于什么位置的留学生的绝对数量还是极大充实了百废待兴的新中国。1949年前光在美国的学者及留学生就有5000多人，在20世纪50年代归国的有1200人，而他们中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的约占60%，可见，这其中如邓稼先一样怀揣科学救国理想的大有人在。无论他们乘坐的是“克利夫兰总统号”“威尔逊总统号”，还是“戈登将军号”渡轮，他们的方向都只有一个——新中国。

我们现在可以理解，邓稼先为何除了工作总是谨言慎行了。他要么不说，说出口的话就一定要做到，即使为此要扒掉自己三层皮也在所不惜。人活着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还算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吗？

1979年那颗核弹头试验落地后没有爆炸，立刻在基地引发了争议，三机部说二机部发了一颗臭蛋，二机部说三机部的降落伞没打开，双方争论不休。

这个试验的产品质量签字人是邓稼先。

画外音：

既然我是技术上的总负责人，任何技术上的悬案都必须由我亲自来大白于天下。纯理论性的东西可以争论，实践性的东西有事实摆在那儿，有什么可吵的呢？我去看看就是了！

他二话不说，决定亲自去找回核弹头以辨事实真相。

这不是去游山逛景的“到此一游”，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吃大剂量”的事儿。邓稼先后来身患癌症，虽然不一定就是这一次的“吃剂量”起了决定性的破坏作用，但无疑这一次的冒险加重了他患癌的筹码。

1979年，表面看世界已进入了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但中国人都知道，“文革”十年对中国来说实际上大大后退了，“文革”中的工作作风，即使有邓稼先这样的人，在拼命保持和维护优良传统，但当张爱萍上将都被著名的“四块石头”砸得遍体鳞伤时，“人微言轻”的邓稼先怎能让狂飙的时代紧急刹住车？

1979年，一切都还在恢复中，包括人心的恢复，当然也包括让核武器研制重新回到巅峰状态，这是邓稼先最大的追求，他心急如焚，追赶美苏的脚步绝不能再迟缓了，因为差距已相当大！

在这样一个刚刚结束混乱，但远未达到秩序化的中国现实中，邓稼先亲自去寻找和查检核弹头毫不奇怪，甚至几乎没有选择，不懂的人去了，极端情况下的危险性更大，不仅是对其个人的危险，更是对所在区域大多数人的危害。对邓稼先来说，此举完全是义无反顾。

如果你曾听说，1950年初，海军司令员肖劲光勘察威海刘公岛时，租了当地渔民一条船下海，你就知道什么叫“万般无奈”了；如果你曾听说，抗美援朝时我军飞行员刚刚学会拉杆起飞、连如何着陆都不清楚的时候，就上天跟美国鬼子搏斗，你就知道什么叫“事急从权”了。

对邓稼先来说，当时正是这样一种实际状态。在防化兵第一批进入现场之后，在勘测兵第二批进入现场之后，邓稼先和当时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也毫不犹豫地开车进了现场。

实际上，邓稼先在此前、此后都去过爆炸中心，他并未把这件事当做猛虎野兽。在中国于1972年3月18日进行的一次氢弹爆炸试验——那是中国曾经第二次失败的核试验中，由于甲球没有引爆乙球，本次试验“沦落”为一次小当量的原子弹试验，当时邓稼先和程开甲一起站在参观的人群中，看到起爆后高空中像是“鸡蛋清”般地闪了一下，一点火球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知道试验失败了。指挥部传来氢弹没爆的通知后，两人第一时间坐上吉普车赶赴现场，一路上，还不停地讨论研究能量输运，分析的结论是：通过一个管子向弹体输送的能量不足，所以没爆。

问题却偏偏在于，别人进去也许还无大碍，但此时的邓稼先的身体已容纳不了更多的钚元素了。他的每一次冒险行径，都在他生命的生与死的天平上，在死亡一端，重重地摞上一块砝码。

画外音：

技术还是很落后的，没有办法，包括防护技术。那时原子弹研制比人的生命重要，尽管很多防护技术尚未完全检验过关，但人必须得上，而这时候我不上的话，我无法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这不是小事，这关乎数以万计的老百姓的死活，作为技术负责人，我必须去，责无旁贷。每个人的命都值钱，并不独独是我更值钱，陈彬上将拦阻我时说的话很让我感动，但我其实并不这么认为。我有的时候就想起在我国刚进行铀矿勘探时，遇到的困难简直层出不穷，那时我们太落后了，几乎所有今天看起来不算一回事的问题，当初都是天大的困难，怎么办？停不下来啊，原子弹研制就像一匹飞驰起来的骏马，我们都是马身上的一根鬃毛，我们是不能控制这匹马停下来的。我清楚得很，在湖南郴州许家镇，第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的发现，让我们损失了十几名最优秀的勘探员！谁知道他们的名和姓？

有什么办法？1957年2月的时候，中国曾经和前苏联有过一个谈判，谈判中的焦点就是中国到底有多少铀储备，这决定了中国能否发展核工业乃至核武器，而前苏联能否援助中国核工业，正建立这种基础上。我们提出一边建设一边找铀，但前苏联人反对，要知道，那时候老大哥的意见绝对是一言九鼎啊，何况我们正有求于人！而前苏联人的真实意图是，要将在中国发现和开采出的铀矿石，很大一部分提供给前苏联！背景则是当时美苏军备竞赛升级，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搜罗高品位的铀矿石，前苏联立马开始在社会主义阵营搜罗，但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发现满足不了其欲大规模扩展核武器的计划，于是幅员辽阔的中国自然成为苏联人的第一合作伙伴。

找不到充足的可利用铀矿，一切都是空话！

在风沙渐起、荒凉沉寂的罗布泊深处，在核粉尘肆意弥漫的弹坑边上，邓稼先没有丝毫的犹豫，在此之前漫长的路途颠簸中，他早已做好了抉择，那就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他看到了那块残破不全的宝贝的核心部件，正静静地躺在那里，宛如一个被遗弃的婴儿。他对它充满了爱怜和歉疚，毫无一丝厌憎的意味，他将它捧了起来，细细端详了一下，他得出了这个结论：原子弹绝无问题。

这个结论，防化兵是下不了的，勘测兵是下不了的，现场只有搞原子弹研制的科学家们才能够下得了判断，而在这群科学家之中，邓稼先是总负责人。他的想法很简单：我来看一看就是了。他没有别的想法，一点儿都没有。

邓稼先之所以必须亲自来爆心查证，是因为在之前中国失败的两次核试验中，都是九院设计的弹体出现了问题导致的。虽然按失败比例来说，中国并不算高，党中央也早对他们说过，允许科学家们犯错误，而失败的原因也将成为宝贵的数据和经验，但邓稼先一点儿都不想失败。即使真的是弹体的缘故，这次他也依然要亲自前来，像前两次一样将毛病全部找出来，确保下次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他知道，这个被摔坏了的婴儿很快就将被深度掩埋，永远见不得天日了，他必须赶在这之前，做一个彻彻底底的检查。别人，要不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责任，要不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能力，而邓稼先都有，他责无旁贷。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还有一颗为核武器牺牲生命的决心！他可以向全中国人推诿不走上前去，但他无法向自己推诿。

让他心稍稍安稳的是，问题不在核弹本身，问题出在旁边不远处，那个压根儿没打开的降落伞上！

离他500米的一辆吉普车上，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正紧张地向这边观望，谁也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是不是需要全体人员撤退？连周总理都严正告诉他们：

罗布泊决不能成为中国的长崎、广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