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襄子成为巨子后,以巨子之名,命令三个送信的不要再去送死。但三人已经答应了孟胜,所以非要折返。最终,他们与孟胜在阳城一同赴死。
这180名墨家弟子中,相当一部分是受过墨子亲传的门生。如同孔子有3000学生,贤者72人。墨子门徒也非常多,180名弟子里,不少是得到真传的。可是,最精英的一批墨者已经赴难,给墨家带来的打击就是致命的。
墨家后来产生分裂,也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不管分裂成什么样,墨家还是那样,执着地守卫和平,加入守城阵营。可现实是,守城一方往往非常虚弱,很快会被破城,城破后往往有屠城,屠城就会被杀。帮忙守城的墨家弟子也不能幸免,一批又一批地被杀死。
墨家就是这样艰难地传承着,靠墨者强大的感召力,一代又一代的新墨者出现又消失。同时,和初代巨子墨子面临的情况一样,后代墨者的思想,始终不能被多数国君所接受。
蔡元培认为,战国时的君王宰相正努力经营着诸侯国,想要富国强兵,不受欺辱。当时诸侯已经陷入了丛林法则,像儒、墨、道、农等家,讲究仁德、兼爱,都是“迂阔不切事情”的。故而他们被国君友好地接待后就被无情抛弃。而一种折中各派的学说,以道学为体,儒学为用的学术,正中了君王的下怀,这正是严苛之法家。
诸侯争霸了几百年,最终是走法家路线的秦统一了天下,结束了混战。然而秦朝建立以后,用法严苛,各级执法又不可能不变形,导致百姓苦不堪言,开始激烈反抗。
到汉初,饱受摧残的人们普遍反感法家对人细致入微的钳制,十分厌恶法家的官吏。秦末兵乱,死伤惨重,人几乎都被杀光了。活着的人们崇尚起黄老“无为而治”的思想。无为而治,正是严苛之后的放松,酷虐之后的反弹。无为而治并不是什么都不干,而是对于许多事,官府能不插手的就不插手,能不与民夺利的就不与民夺利。这为百姓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只用一代的时间,社会就重新繁荣起来。
不过,国家的统治不可能一直都这样。管理稀松,就会出现大量钻空子的人。最终少部分豪强坐大,大多数百姓积攒的利益逐渐被侵占。此时,强大的匈奴外患,也不允许汉朝继续维持散漫稀松的状态。统治者必须选择另外的学说来改变这一局面。就这样,儒家便被推到了台前。
这时候,墨家已经失势。
墨家条律严苛,能够维持本旨的学者寥寥无几,还总是遭受灭顶之灾。墨家俭省的禁欲主义,又与贵族所崇尚的享乐主义格格不入。它提倡“兼爱”“尚同”,但组织中却必须遵从巨子的领导,巨子等领导者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系统本身就充满了矛盾。
当初,墨子最得意的弟子禽滑釐舍弃家庭,全心全意服侍墨子,形同奴婢。墨子却对他最差。
后世的墨者也都要接受这样的现状,他们对上级和同级有分享自己财产的义务,要把工资交上去扶助集体事业,却往往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后来组织中磨洋工、投机取巧的越来越多,追随墨家本真的越来越少。随着始皇帝焚书坑儒,墨家的多数著作也被烧毁,墨家便身死魂飞,彻底消亡了。
不过,天下还是有一些懂得墨家思想的人。
汉高祖刘邦以反对暴秦之法起兵。反对法家,正是刘氏皇权的根基。儒家讲究上下尊卑的秩序,有利于统治的稳固。儒家还提倡“以孝治天下”,便能拔高尊长君父的地位、权力,顺便使老有所养,是很好取用的学说,于是被汉武帝采纳。
然而,皇权的集中并不是只靠一个学说就可以的,也要靠强有力的手腕。故而统治者往往“外儒内法”,他们外表上提倡儒家,实际采用法家的手段,其中不乏各类诡计。
大名鼎鼎的“推恩令”,就是汉武帝利用手腕削除诸侯国势力的重大举措。
本来诸侯是有相当大的势力的,他们的土地会传给下一代国君,而其他王子没有分地的资格。汉武帝却颁布了新规定,改成诸国国君死后,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土地却由几个儿子平均分掉。就这样,诸侯内部开始乱套了。王子之间争权夺势,还要瓜分本来就不是很多的土地,渐渐形成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弱国。小国之间矛盾重重,根本不可能团结起来,稀碎的个人,原子化的个体,无力对抗强大的中央,最终很容易就形成了中央集权的局面。
墨家是不懂这些的。墨家关心的是科学技术,同情的是劳苦大众,提倡的是兼爱,实行的是禁欲主义,给穷苦百姓极大的好感,但得不到统治者的支持,而且它本身的延续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但墨家的思想毕竟还是有用的,统治者便撷取其中有利的部分加以利用。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他依然与道、杂、纵横、阳明、刑名等学者、官员共同治理天下。而墨家的一些学问也被传承利用,譬如攻城器械、百匠技艺就有墨学的传承。
墨家也就和诸子百家一样,汇流长江,东奔大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