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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随园诗话札记（第2页）

四　评白居易

《诗话》卷一第三四则：

“宋《蓉塘诗话》讥白太傅在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

又同卷第四八则：

“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眼泪（泪眼）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

“忆妓诗多于忆民诗”，论虽苛而未必腐。白居易与元稹，早年创为新乐府，本有代民立言之意。其后同遭挫折，白遁于隐逸，元逃于闺情，无复当年锐气。蓉塘与法海盖有意刺其明哲保身也。

然唐时妓女多有文采，《琵琶行》之商人妇乃琵琶名手，白居易忆之、咏之，与后世好狭邪游者不同。后世士大夫阶层之**者，每视为风流韵事，袁枚之为白居易辩护，实乃为自己辩护而已。故当其欲显示自己之高洁时，则其嘲笑白居易之论，比蓉塘更苛。

《诗话遗补》卷四第六则：

“白居易作学士，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上许之。守杭州时，余俸太多，存贮库中，后官亦不便领用。直至黄巢之乱，才‘裁’用为兵饷。家居后，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不已过乎？余尝读《长庆集》而嘲之曰：‘满口说归归不肯，想缘官乐是唐朝？’”

这把白居易说成了贪官污吏，不用说在显示袁太史的“三十三而致仕”（袁枚有图章刻此六字）的洁身自好。其实这倒是有点冤枉的。

“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者，恐曹司舞弊，有亏空时，家贫不能贴补也。“余俸太多，存贮库中”，正明其并未卷入私囊。“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正明其惠爱在人。“造桥栽树”并非坏事，且亦有益于人，与行贿不同。

袁枚以蓉塘之论为苛，而不知己之论更苛；以法海之诗为杀风景，而不知反“造桥‘栽’树”正是大杀风景。

然而袁枚之或辩或嘲，均有所为，醉翁之意正不在酒。

六　谈林黛玉

《诗话》卷二第二二则：

康熙间，曹棟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明我斋诗所咏者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并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是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

随园蔓草费爬梳，误把仙姬作校书。

醉眼看朱方化碧，此翁毕竟太糊涂。

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

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

十　才、学、识

《诗话》卷三第四七则：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今案“作史三长”出《新唐书·刘子玄传》，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袁枚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

实则才、学、识三者，非仅作史、作诗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艺术活动、任何建设事业，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质有不一而量有不齐耳。

“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级斗争者，在彼亦在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

“识”，在历史转折时期则起质变。故有奴隶制时代之识，有封建制时代之识等。袁枚之“识”，封建制时代之识也。即以其《诗话》而言，故在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居今日而能辨别其糟粕与菁华，则正赖有今日之识。“识最为先”，毕竟一语破的。

但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关于作诗，才、学、识三者孰先之论，就有三种说法。《诗话》中以“识最为先”矣，此外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蒋士铨《忠雅堂诗集》序，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标题为《蒋心余藏园诗序》）

二、“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余休后祚亦于是征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竹初诗序》）

在“三长”之外似乎还有“情韵”，但其所解“情韵”，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这又是所谓神韵加格调也。这是靠学可以得来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诗学”。是则“三长”之中又以学最为先了。

《诗话》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处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幸而只有“三长”，如果有五长或十长，那定会说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无定见也，如此。

十一　解“歌永言”

《诗话》卷三第五五则：

千古善言诗者莫如虞舜，教夔典乐曰：“诗言志”，言诗之必本乎性情也。曰：“歌永言”，言歌之不离乎本旨也。曰：“声依永”，言声韵之贵悠长也。曰：“律和声”，言音之贵均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