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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随园诗话札记（第3页）

此所引虞舜四语出《尚书·帝典》。伪古文《尚书》析《帝典》为《尧典》与《舜典》，故今本在《舜典》。实则《帝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等篇为战国时儒家所托，并非唐虞夏商周时真有其书，而虞舜四语亦非虞舜之语。然就此四语而言，袁枚所解，依稀仿佛，未尽准确。

所谓“歌永言”者，永字当读为咏。此与“诗言志”、“声依永”、“律和声”之言、依、和等字同例，当是动词。故“歌永言”，谓诗之朗诵乃吟咏心声。至“声依永”则谓声调乃依吟咏而抑扬顿挫。袁枚不知“永”为假借字，而释为“悠长”，所解“歌永言”句则更不着边际。如从字之结构而言，咏字从永，永亦声，乃声兼义之字。咏时其声悠长，所谓“长言之”。但非袁枚所谓也（袁说“声韵之贵悠长”，只解得一个“咏”字）。袁枚每笑人“究心于《说文》、《凡将》”，而认为“不可解”（卷二第一四则），其实欲读通古书，《说文》等书，正自不可不讲。

十三　唐太宗与武则天

《诗话》卷三第七六则：

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使太宗不死，武氏何能为祸？

此见甚为庸腐。武后执掌政权五十年，扶植下层，奖掖后进，知人明敏，行事果断，使唐代文化臻至高峰，使中国声誉播于远域，凡读史有识者类能言之。他可姑置不论，即以所谓盛唐诸名臣与诸名家而言，何一非培育于武氏执政时期耶？唐玄宗李隆基是一败家子，坐享其成，而亦坐吃山崩。袁枚竟以“祸”归之于武氏，盖亦株守宋儒之偏见耳。

至于唐太宗之死，史书亦曾漏其真相，特一般不甚注意，实为可异。《资治通鉴》唐高宗总章元年有下列记载：

贞观之末，先帝服那罗迩·娑婆寐药，竟无效。大渐之际，名医不知所为。议者归罪娑婆寐，将加显戮，恐取笑戎狄而止。

观此，可知太宗之死，实系中毒。娑婆寐乃印度婆罗门，曾为太宗制“长生药”，实为一骗子。可见英明如唐太宗，也不能不有所误失。我倒想另外下一个推断：使武后早见重用，太宗何至受害？“女祸”云乎哉！

十七　哭父母

袁枚颇以**自豪，时人亦多以**目之。崇之者奉之为“诗佛”，恨之者欲火焚其书。但其实他在骨子里仍然是道貌岸然的。出乎意外的是，他竟反对以诗哭父母。

《诗话》卷五第一八则：

有某太史以哭父诗见示。余规之曰：哭父，非诗题也。礼“大功（九月之丧）废业”，而况于斩衰（三年之丧）乎！古人在丧服中，三年不作诗。何也？诗乃有韵之文，在哀毁时，何暇挥毫拈韵？况父母，恩如天地。试问：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

历数汉唐名家无哭父诗，非不孝也，非皆生于空桑者也。《三百篇》有《蓼莪》，古序以为“刺幽王作”。……惟晋傅咸、宋文文山，有《小祥哭母》诗，母与父似略有间，到小祥（祔后十三月），哀亦略减。然哭二亲，终不可为训。

袁枚而有此议论，不甚可怪耶？但为什么哭父母不可以有诗呢？虽则引经据典，终竟难于理解。《蓼莪》诗中分明有“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等语，怎么能说不是哭父母？即使相信《毛诗序》，但诗序于“刺幽王也”下，明明也说“民人劳苦，孝子不得终养尔”，依然承认是哭父母。

其实父母死了，非常哀痛，呼号出来的哭声也就是诗。《诗话》卷八第七九则也正采录了这样一首《哭母》的诗。

吾乡有贩鬻者，不甚识字而强学词曲。《哭母》云：“叫一声，哭一声。儿的声音娘惯听，如何娘不应？”语虽俚，闻者动色。

这种哀切的心声是不能不感动人的。尽管袁枚鄙薄他，但不能禁止人不“动色”。袁枚虽然已说过：“母与父似略有间”，但那种男尊女卑之论是不能说服人的。连他自己不是也加上了一个“似”字吗？

最奇怪的是这一试问：“古人可有咏天地者乎？”这真问得出奇。《诗经》中歌咏天地的词句，触目皆是。屈原有《天问》，扬雄有《州箴》，非歌咏天地者耶？且日月星辰、风云雷雨，何莫非天？海陆山川、草木虫鱼，何莫非地？诗人而不可以咏天地，则诗歌岂不会绝迹？

袁枚的强词夺理，实在是可以惊人。但揆其用心，也不过是在封建社会中贩卖纲常名教而已。再为袁枚总结一句：诗之为用，小贩以哭父母，大贩则不可以哭父母。

二十　糟汉粕宋

《诗话》卷七第一则：

同年叶书山太史（名酉，桐城人）掌教钟山，生平专心经学，而尤长于《春秋》。……注《毛诗》“佻兮达兮”一章为两男子相悦之诗，人多笑之。然作诗颇有性情。（下揭出其《出都》七绝三首。）

“专心经学而尤长于《春秋》”的人，讲《诗经》竟能发作如许惊人之论，直可谓糟汉粕宋。无怪乎“人多笑之”了。袁枚于行文之间隐含褒贬，可见其亦必在“笑之”之例。

袁枚为人，行多**，而言则多所忌避。笑人者流，大率此类圣贤之徒也。

叶书山《出都》三绝，俱见风骨。我特喜其第二首。

白石清泉故自佳，九衢车马漫纷拿。

欲知此后春相忆，只有丰台芍药花。

封建王朝之帝王将相、富贵荣华，都不在诗人之眼中。而诗人“行年七十”，匆匆归去，当然也不在帝王将相之眼中。今后相互回忆的，就只有丰台的芍药花。诗人是会回忆芍药花的，但芍药花如何也能回忆诗人？人到极孤独时，对于花草都倍感亲密。芍药花是能够回忆的，因为它代表着种花的花农。

二十四　瓦缶不容轻视

袁枚于诗之朴素者每以瓦缶为譬而鄙屑之。如云“诗有声无韵是瓦缶也”（《诗话》卷七第三十则）。又云“色彩贵华。圣如尧舜有山龙藻火之章，淡如仙佛有琼楼玉宇之号，彼击瓦缶、披短褐者终非名家”（同卷第六九则）。

又其卷五第八三则云：“某太史自夸其诗：不巧而拙，不华而朴，不脆而涩。余笑谓曰：‘先生闻乐，喜金丝乎，喜瓦缶乎？入市，买锦绣乎，买麻枲乎？’太史不能答。”

这些说法，完全是偏见。瓦缶之为敲击乐器，于其轻重抑扬之间亦未尝“无韵”。且与金丝为配而雅韵和谐，与歌舞作伴而节奏明著。安见“击瓦缶、披短褐者”便“终非名家”？

所云“某太史”不知为谁，其不答者恐非“不能答”，乃不屑答耳。金丝与瓦缶，音色不同而弹奏各有巧拙，不能以金丝即为巧，而以瓦缶即为拙。锦绣与麻枲，织料不同而服用各有所宜，不能见锦绣即购买，而见麻枲即不顾。彼某太史者，于诗殆有偏好，走陶潜、孟郊一路，与袁枚趋舍不同。其所谓“不脆而涩”，盖取诗须有余味，如茶，如橄榄。袁枚实见之太浅，而却斥人“自夸”，未免太不虚心了。

实则袁枚为人却是自夸之尤者。《诗话》中自我宣传或互相标榜处极多，有时令人感到肉麻。如《补遗》卷十第二九则，引女诗人金纤纤称袁枚诗如金石丝竹，故人喜读之；蒋士铨（心余）诗如匏土革木，故读者寥寥。袁枚誉之，谓“人以为知言”。所谓“知言”者，知先生之言耶？

蒋士铨与袁枚、赵翼同时而齐名，三人且为挚友。蒋工诗古文辞，并工南北曲，有《忠雅堂诗文集》、《铜弦词》、《红雪楼九种曲》传世。以余所见，其成就并不在袁枚下。金纤纤所云，以音色不同而判优劣，浅之又浅者。既不知乐，亦未见其知诗。

三十三　谈改诗

《诗话》卷十二第20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