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几天,每次睡觉醒来眼前都阵阵发黑,都觉得今天就是了结的日子,最迟明天……
难道真的没有出路了吗?难道我真的要结束这一生吗?想到自己的爹娘,想到自己的奋斗历程,想到……。尚未泯灭的自尊心告诉我:不能被恶人耻笑,更不能因为了结生命的方法不当而格外遭罪。就这样,我拨响了机关医务室的电话,对十分友好的郝医生**了心声。
“那可不行!”美丽而又善良的郝医生听后十分震惊……
两天后,我被送进了这所医院。
那天晚上,我曾有过轻生念头的事儿就在医护人员中传开了,要安排夜班格外照顾。在场的几个医护人员悄悄议论说:
“50多岁了,又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为什么会想不开?”目光里流露出同情和不解。
……
但是护士小赵却什么也不说,而且似乎还很愿意接近我。记得她满怀同情地嘱咐我:
“你什么都不要想,只要配合我们治疗就一定能好起来!”她似乎很了解我此时的心情,说得十分肯定。
看着她那深邃而又善良的目光,我好像又找回一点久违的平静与祥和。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多年独身在京工作、只知奋斗、很少有人关爱的女性来说,我觉得那目光既熟悉又陌生。那目光像母亲、像朋友、又像儿女。那目光里含有多少母亲对儿女的疼爱,含有多少友人的劝慰和责备,又含有多少儿女的疑惑和不解。我虽然没有儿女,但是我依稀感觉到目光里的那种神情,就是那个样子。
(三)
护士小赵她们的友好和善良给了我很大安慰。不管哪位护士值班,都不忘记抽点时间来看望我,或者和我说上几句话,或者微笑着问候我一声,或者站在门口对我打个招呼:
“有什么事儿没有?有事儿打铃叫我。”
而且,每次输液前总是不忘提醒我:“有点儿疼,忍一下就好。”就像面对一个孩子。
有那么几天非常不舒服,医生给我服了安眠药,因此总是昏睡不醒。
一天晚上,似乎天已经很黑了,我醒来后只觉得头很晕,视线模糊,胃里也很闹腾,头顶上挂着好几只吊瓶。离我不远处,医生和护士长一起在向值班护士交待关于对我的护理问题。
看到我醒来,三位医护人员高兴得一下子都围拢过来。由于她们都戴着大大的口罩和白色帽子,我一下子还分辨不清男女,只隐隐约约感到她们的个头都比较高,眼睛都大大的,而且似乎都很惊喜。其中一位就是我的主治医生,是一位兼修神内和心理的双料博士后。这时她看了一下手表说:
“我说得没错,这个钟点她该醒过来了。”
另一位就是潘护士长,她高兴得轻轻抚摸着我的胳膊,又用手把我的头发理到一边,像亲人一样俯下身来在我的耳边轻声问道:
“觉得好一点儿吗?饿不饿?要不要喝点儿水?”
她的话音刚落,夜班护士立即给我端来了一杯水,而我却把头歪到一边去,拒绝了喝水。这位护士很耐心地劝我把水喝下,虽然她只护理了我一个晚上就去了抗“非典”一线,可是她留给我的印象却使我久久难以忘怀。
记得入院头几天,“嘀铃铃”的急救车铃声不断响起,因为离住院部不远处就是发烧门诊和传染病房,又是在寂静的夜里,门窗都开着,急救车的声音听得很清楚。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就惊恐不安。这位值班护士便会立即走进来,手里还拿着一条毛巾,若无其事地对我说:
“其实‘非典’也没那么可怕,我们科室没有一个人被感染,就是这铃声有点讨厌。”
说着,她还用毛巾擦去我额头上的冷汗。我觉得毛巾有点温热,像一股暖流流过一样,心里顿时有了一点儿舒服的感觉。看到我脸上的表情,这位护士美丽的大眼睛笑得都弯了起来,说:
“您长得真文静,一看就跟一般的患者不一样。”接着又自言自语似的问我:“我称呼您什么好呢?叫阿姨吧,就把您叫老了。叫大姐吧,又显得不太尊重您?”她想了想又说:“还是叫老师吧,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做您的学生,一定能学到好多东西。”
“谢谢!”
这时我已经完全清醒过来,面对这样善良而又有爱心的护士,我内心里感到十分惭愧。
可是这位护士却好像洞悉了我的心理世界一样,继续温和地对我说:
“没关系的,其实谁都有想不开的时候。再说您这也算不了什么。我做护士多年了,真的很理解患者的心情,也很替患者着急,我们真的都希望患者能尽快康复起来。”
她一边说着,一边多次出去冲洗毛巾,反复为我擦拭面部、脖子、前后身儿,还有胳膊、腿和脚。
我虽然十分虚弱地躺在那里,但是心里的确十分感动。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受到这样的礼遇和照顾了。记得在家那几天,我连冲澡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了,又惊恐得天天冒冷汗,说不定身上早就有异味了。虽然我一时还没有闻到,但是知识分子的那点儿自尊心使我觉得很难堪。
“我身上一定很脏,不要再擦了。”我的声音很微弱。但是她听后却说:
“真的不脏,护士长天天给您擦,她也要求我们夜班护士这样做,只是为了能让您稍微舒服一点儿。”虽然她说得很轻松,也很自如,但我却深知那里蕴含着多少爱心和眷顾。
“我也爱买您穿的这样袜子,结实,不易抽丝儿。”
她知道我没有力气多说话,但是为了能够让我的心情轻松一些、又不触动我的心结,就东一句、西一句的尽可能地活跃着气氛,转移我对环境的注意力。按着护士长的要求,当晚这位护士就以照顾我为主,让值大夜班的护士小樊提前上班分担了一些其它工作。
我没有想到,虽然第二天她就要上抗“非典”一线了,可是那天晚上竟还能像没事儿人似的,心情那么轻松愉快地照顾患者,千方百计地为我解除忧思。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觉得多少天以来一直困扰着我的那种惊恐不安的感觉似乎有所减轻。我想:难道我真的还能活下去?
刚刚8点钟,护士长就带着七八名护士一起来到我的房间。她们笑呵呵地围拢过来,有的喊我:
“阿姨,您终于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