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紧张,尽量放松自己。如果哪儿不舒服,等声音停下来时您可以稍微动一下。”
就这样,不知不觉中我竟进入半睡眠状态。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只听操作核磁共振的医护人员对我说:
“您配合得很好,很多人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
我自己也奇怪,没想到我还会有这些美好的儿时记忆?难道我的病痛真的与心情、与情绪有关?我真的还可以自控?
每次检查和化验过后,不管多忙,主治医生都会及时把结果告诉我,并及时给我增减药量,叮嘱我注意事项。而且,每次总要多少占用点儿时间对我说一些关于心理治疗方面的知识和道理。当我得知从各项检查结果综合看,只是内分泌有问题,尚未发现大的器质性疾病时,我本来应该高兴起来,可是我却陷入了一种茫然的状态:我没有想到我会被我自己的情绪所打倒。
以前,我曾非常担心自己的身体会患上什么疾病,因为我身边没有亲人可以依靠。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会为精神问题而倒下,我几十年的坚强都哪去了?我还能再坚强起来吗?
经过心理科会诊后,多日来我对自己那种忽隐忽现的信心有了一点增强,也找到了一点科学依据。心理科主任不仅善解人意,而且每次与其交谈都能被她那轻松愉快的谈锋所感染。
也许因为要去妇科或中医科进行治疗必须得更换到其它病房的关系,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原因,按照主治医生的要求和心理科的会诊,取消了妇科和中医科对我的治疗,我被留下来进行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心理治疗。
后来我才知道,如果当时能够让我在妇科和中医科坚持进行治疗,把内分泌紊乱问题调整过来,或者再有个老家可以回去散散心,说不定会康复得更快一些,起码少受一些精神科药物的伤害。因为据说,只要一些更年期症状减轻或消失,我的心情就会好很多。但是,没办法,我不懂,既不能到处询问,也没有家人可以帮助我,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心理科医生的好意,因而在治疗上走了很多弯路。
后来治疗师刚一念出大概意思,我就回答说“严重”。再后来,不等治疗师念,我瞥一眼知道基本意思后就选择“最严重”作答案。结果,我的心理问题打分为“最严重”。
第二天,心理科主任和我作了认真的谈话。她说:
“按测试结果来说,你的心理问题打分最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的心理问题不能解决。昨天,我已经详细调阅了你的病案,并与你的主治医生进行了沟通。认为你患的是‘混合型焦虑抑郁症’。由于你既没有既往病史,又没有比较重的器质性病变,只是心理障碍较重,又是有诱因的,因此完全可以治愈。个别人如果症状始终难以消退,也可以终生用药物维持,这方面的药物毒副作用不大,只是对记忆力有轻微的影响。”
心理科主任首先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接着她又让我讲述了自己的大致情况,说道:
“一来您的工作压力那么大,二来对您的知识分子政策待遇不公平又使您感到郁闷,三是工作环境不好您却总是逆来顺受。这么多的压力一重又一重的全都压在您的心上,这么多年来您从不找人倾诉,也不向外发泄,而是不停地忍让、不断地退缩,结果早已超过了您的心理承受极限,您说能不得病吗。”接着,她给我讲了人的自主神经和不自主神经等关于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使我感到很新鲜,那是一个我十分陌生的领域,当时我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
这事儿直到我快出院时,心理科主任才给我解释说:“其实,当时您只要打一针安定就没事了。”可是接着她却又说:“当时你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在那种情况下,必须先给你一个‘精神支撑’。”
我本想问她“如果打安定就能好,那为什么没给我打?”可是,这话好像是在责备她,何况经过心理治疗又取得了效果,所以话到嘴边我却没好意思说出口。何况这个“精神支撑”也很重要,它在很大程度上支撑着我主动寻求治疗办法,或者说做到了积极配合医生的治疗。
“我这种情况算作神经病还是精神病?”这是我刚入院时的一个心结,我很想弄弄明白。
心理科主任好像很了解我的意思,她从医学角度和民间说法这两个方面原则地回答了我的提问,然后说:
“我们常把类似你的这种情况叫作‘心理障碍’或者‘精神感冒’。”
接着她又向我说明了她给我制定的“心理问题治疗方案”,主要是一日三次服药、两次“放松疗法”,每周两次心理问题谈话。
但是在做“放松疗法”时,我发现我前边的那位患者没戴口罩,未免担心室内空气被污染了,便向治疗师提了出来。可是过了一天我发现那位患者还是没戴口罩,而我又和她用同一套治疗设备,因此疑心大增,便找到心理科主任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我直言不讳地对她说:
“我希望治疗设备和过程都能像主任的谈话一样是一流的,否则反倒会增加患者的心理负担,因此我不想再做下去了。”
科主任很感谢我能给她提意见,高兴地对我说:
“太好了,这说明你对你自己和对我们的治疗工作都很关心,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但是你不要放弃治疗,明天你再来,看看我们的工作是否有改进?”
当我如约再去时,我发现:她们不仅为我单独准备了一套头部用的治疗器具,并当着我的面对房间和器具进行了消毒。当时正值“非典”扩散时期,心理科患者很少,如果遇上我前面的患者不愿意戴口罩进行治疗,这时治疗师就会把治疗设备搬到另一个房间给我治疗。这使我很受感动,而且由于减轻了心理负担,治疗效果也随之提高。
可是科主任反倒谦虚地对我说:
“医生不太了解患者的心理,这是心理科的大忌,谢谢你帮助我们改进了工作。”
后来我发现,去心理科治疗每次都得路过“发烧门诊”,未免有点打蹙。心理科主任得知后,就叫治疗师带着我走地下通道,这样就可以避开“发烧门诊”了。虽然这条路比较长,要绕过两座楼的地下,但是我觉得这样很安全,心情不紧张,因此才使心理治疗的积极性得以保持。
心理科主任本是一位心理学博士,但她却口口声声地称我为“老师”,而且她的两位治疗师也都这样称呼我,我几次想纠正过来她都不同意,这使我感到有些汗颜。可是她却说:“我们了解您,无论资历还是人品,您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的住院,以及住院后所发生的这一连串的事情,不能不引起我的思索:我的情况她们究竟是怎么知道的?他们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为什么对我的治疗安排得这么周到?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治疗环境,我就很难树立信心、坚持治疗。因此我觉得似乎有人自始至终在进行周密的安排和指挥,可这个人是谁呢?又为了什么?尤其是到医院进行这么多的检查和会诊,若在以往,不知要多少次地起大早去医院排队、挂号、预约、再挂号、再就诊等等,最后还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
这个谜底我不知问过多少人,但是一直没有解开。
更令我惊奇的是,一天傍晚,有人通过护士台转交给我一部手机,以及两块电池和充电器,没有任何说明,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这部手机的电话号码和“祝您早日康复”字样。
一连两天都是这样,于是我禁不住好奇地看了一下,只见手机上已经储存了许多短信了。其中有几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你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人知道,我们是你的朋友,所以请你千万不要有心理负担,一定要好好治疗,等你出院后再和你细聊。”
“你不应该悲观!因为你是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艰难地走过来的,又不像那些有靠山的人。因此你不可以再软弱,眼下这一关一定要渡过!让我们来帮助你。”
“即使哪个篮子的蛋出了问题,我们还有别的可以依靠,除非我们的篮子里装的是任何时候都摔不破的金蛋。那么最好为我们漫长的人生多准备几只篮子,把幸福分装几处。”
“我想要昙花永不凋谢,我想要冬天阳光灿烂,我想要流星永不消失,我更想要看短信的人永远开心。”
“一老农向往北京天安门久矣,但只在宣传画上见过。几年后终有缘一见,却大失所望:假货!怎么不发光呢!”
“删除昨天的烦恼,选择今天的快乐,设置明天的幸福,存储永远的爱心,取消世间的仇恨,粘贴美丽的心情。”
“早上好!送你一只香甜的粽子,以芬芳的祝福为叶,以宽厚的包容为米,再用友情的丝线缠绕。相信你一定能品尝出人生的美好和这五月五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