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护士长很讲究工作方法,心也很细。她好像从我不断地点头中看出了我的心理活动,只听她说:
“慢慢来,不着急。其实您比我有学问多了,我应该多向您学习才对。”
最后这句话她说得很客气,我却觉得很有分量。这是护士长在让我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之后,又漫不经心似的重重地击了我一掌,是让我用高一点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您好好休息,明天我再来看您。下班前,每个病房我都得去看看。”
站在旁边的护士小边一直没有讲话,这时才笑着对我说:
“我最爱听我们护士长开导患者了。”
护士长走后,我一直在想:和我谈话,千方百计开导我、启发我、给我信心和力量,这不应该是护士长工作范围内的事儿呀。难道医护人员真的这么重视一个人的生命吗?我的康复和生存真的这么重要吗?我终于开始怀疑自己之前的行为了。
接下来那几天,几乎在同一时间,护士长都要来我的房间和我聊上二三十分钟,而且每一次谈话似乎都是在聊家常,都很轻松愉快,话题也很随意,并不那么严肃沉重,但对我的心情来说,每次谈话都会受到一次撞击和启迪。记得第五次谈话时,护士长很随意地告诉我:
“明天我就要去‘非典’一线了。”
“去一线?抗‘非典’?不去不行吗?”我很吃惊,这么好的一位护士长,万一被感染了怎么办?
“不能不去,我很想去,而且我也应该去。因为我学的就是对传染病患者的护理,都干这么多年了,工作起来很顺手,我也很喜欢这个工作。我早就报名了,这批总算把我安排上了。”
原来,在她们这些医护人员眼中,抗“非典”好像是一件多么难得、多么大的好事儿一样,当时的我实在有点不理解。我很难过地望着护士长,也很想说“那您一定要小心防护,我等您平安回来”。可是忽然间,我又觉得对这样一位坚强的护士长来说,这话太无关紧要了,我张了张嘴终于没能说出口。可是,她好像已经看出了我的心思,反倒轻松地安慰我说:
“没关系的,人自身都有很强的免疫力。你看我在传染科这么多年了,身体不是好好的嘛!”
顿时,我又由一个安慰者变成了一个被安慰者,不禁深切地感到了自己的脆弱和不健康。
其实,我本来不是这样脆弱的人。几十年来,我经受过那么多的艰难困苦,从未退缩过。那么现在的我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护士长的几次谈话使我清醒了好多,使我开始认真的反思。我好像又看到自己几十年来、尤其是前些年那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那个似乎永远也不知道疲倦的优秀记者形象。想到这,又使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一种光荣感,有了一点好好活着的勇气和力量。
护士长在我脸上似乎也看到了一点希望,或者说是对我终于有了一些信心,她拍拍我的肩头说:
“以后您多和主治医生聊聊,除了药物治疗外,她可以从心理学角度多给您一些指导。您现在已经能自己行动了,也可以请主治医生帮您联系到心理科做些治疗。”
护士长走了之后,护士小张、小王、小樊等人每逢值班空闲时总要来和我聊上几句,我们之间似乎已经很熟悉,也令我感到很亲切了。她们的言谈和话语对我潜移默化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不断地冲撞着我的心灵。我的精神在这些撞击中一点一点地清醒过来,我似乎终于又找回了我自己,又多多少少看清了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或者说起码又愿意思考这个问题了。虽然心慌、颤抖、血压不稳等不舒服的感觉还不断地袭击着我,因为不愿意再遭受病痛的折磨而时不时地还会浮出轻生的念头,但比刚入院时已经好了许多。
我把护士长的话和我本人愿意配合治疗的想法告诉了主治医生,主治医生听了十分高兴。她说:
“太好了,科主任昨天查房之后还和我们一起研究你的问题,认为这些天来的治疗在你的身上已经见效,你比刚入院的时候好多了。我们准备安排请有关科室给你做些会诊和必要的检查、化验,同时让你进行心理治疗。你是有知识的人,我们估计你会很好地配合,因此如果没有大的器质性病变,你会很快康复的。现在你的想法已经和我们合拍了,这真是太好了!”
主治医生说着还把两手握在一起举到胸前,那种为我高兴的样子,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
从那天起,我开始了各项检查、会诊和心理治疗。
(五)
接下来,几件令我费解的事情发生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连主任和专家也都对我那么耐心和友好?
给我做会诊的几乎都是科室主任或专家,而且我可以足不出户,只在病房里等着就行。心内科主任早晨查完房马上就过来了,人很和气,对我的身体情况问得也很仔细。内分泌科主任一周内接连来了三次。还有妇科、中医科,也都是专家前来会诊。有一天,妇科主任比预约的时间晚到了仅半个小时,可是一进屋她就抱歉地说道:
“对不起,为一位刚入院的产妇做检查。您等着急了吧?”
“没有,没有,反正我也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多等一会没关系。”我也真诚地回应道。
一连好几天,每次会诊一结束,主治医生就会立即过来告诉我:
“主任说了,你的体质不错,只是有点功能紊乱,需要调理。”
按照妇科主任的诊断,我的雌激素水平太低了,低得几乎测不到了,因此她认为我只要坚持每天服用四分之一片雌激素就会好起来。我照做了,那几天感觉真的很舒服。
接着,又服用了一周中医科大夫开的中草药,效果也是出乎意料的好。
而心理科主任则希望我去做心理治疗。
那是一天早饭后,护士通知我去做头、颈部核磁共振。我拿着护士给我的检查通知单慢悠悠地来到另一座大楼。我刚把单子递给登记室,就听里面有人说道:
“来了,那个患者来了。”只见一位医护人员推开检查室的门,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指指旁边的鞋套说:
“请您穿好鞋套后进这间屋子。”
我按照她的要求把身上带有金属的东西统统取了下来,然后躺到一个检查台上,她怕我着凉,就问:
“要不要给您的腿脚盖上毯子?”
“不用了,谢谢!”
因为是第一次做核磁共振,听到那“轰轰”的声音后未免有点紧张,那位医护人员又和蔼地对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