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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第2页）

给农民工国民待遇有很多事情要做

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有很多事情要做，必须切切实实从头做起。

例如：①农民工正规就业门槛高、信息不畅。相对于农民工的经济状况，正规中介收费高，农民工承担不起。②农民工对子女教育的迫切希望与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农民工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辈子就这样了，孩子不能和我们一样，要好好读书”，可实际上做不到。③农民工职业培训迫在眉睫。就业技能低、主要依靠出卖体力，增加收入就是一句空话。虽然国家农业部、财政部等部门启动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可是250万人的受益面相对于1。2亿农民工而言，无疑是杯水车薪。④农民工看病难，常常是小病不能看、大病看不起。⑤农民工居住环境差。当年“非典”爆发时农民工纷纷返乡，原因主要是居住环境太差，房间达不到通风等基本要求　11。

严格执行《若干意见》是基本准绳

2005年8月，河南省在全国范围内第一个以立法形式保护农民工权益，专门出台了《河南省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并且为农民工量身定做了《农民工劳动合同书》，对农民工的工资报酬、保险福利、劳动条件、违约责任等提出强制性标准。合同书最大的亮点是，用人单位每周至少必须保证农民工休息一天；在国家法定节日期间，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安排农民工休假。合同书首次将每月至少支付一次工资写入了合同　12。

2006年3月28日，我国第一部以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13正式出台，这标志着政府重视、解决农民工问题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若干意见》分为10个部分、40条，约9000字，内容涉及到农民工工资、就业、技能培训、劳动保护、社会保障、公共管理和服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土地承包权利等各方面的政策措施。

国务院认为，农民工问题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维护农民工权益是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严格执行《若干意见》，是给农民工国民待遇的基本要求　14。

必须明确的是，给农民工以国民待遇，并不是某些人、某些部门的“关爱”之举，而是解决农民工问题、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切实维权，才可能消除民工荒

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中，而要付诸行动。否则，当农民工用脚投票群起而仿效，造成民工荒的就可能不仅仅是现在这些地区、这些企业，而可能动摇国家经济根基。

农民工维权关键在于政府尽责

目前，农民工依法维权的代价太大了，单靠农民工个人或组织已经无能为力，政府应该在这方面尽到责任。

据2005年5月23日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研究中心发表的《中国农民工维权成本调查报告》：“到2004年11月中旬，全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约有1000亿元。根据我们的结论，为了索要这1000亿元欠薪，社会至少要付出3000亿元成本。”为了索要不足1000元的工资，完成所有维权程序，农民工需要直接支付至少920元的各种花费；耗费时间至少11～21天，折合误工损失550～1050元；国家需要支付政府工作人员、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工资至少1950～3750元。综合成本在3420～5720元之间　15。

这种局面不改变，农民工地位就无法真正得到提高。而要改变这种局面，关键是要建立健全各种法律法规，严格执法，防患于未然。

维权的重点是帮助农民工讨还工钱

农民工辛辛苦苦外出务工，根本上是为了做几个工钱养家糊口。所以，农民工维权重点应当放在帮助农民工讨还工钱上。这项工作虽然难度大，但必须做，而且要注意方式、运用法律手段。

例如，太原市的一位农民工，经人介绍，在石家庄市找到一份家庭装修的活，与房主商定工钱2800元。他家中有2个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以干活时兢兢业业、尽心尽力，因为他实在不希望结工钱时有任何节外生枝。可即使这样，当他工程完工后，房主还是告诉他：“现在手头紧，只能先给2000元，剩下的过段时间再说。”他虽然很不情愿，可是没办法，只好答应下来。一个月后，当他再次向房主讨要工钱时，对方对他干的活横挑鼻子竖挑眼。不但不给钱，反而还要他质量赔偿，他感到自己窝囊透了。

后来，他听说这种情况可以争取法律援助，于是来到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太原市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致电石家庄市法律援助中心，请求提供跨省法律援助。石家庄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到他的材料后，随即指派律师办理此案。办案律师几次找到房主，但房主坚持不付工钱。随后，律师与城建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技术人员对装修的房屋进行勘验。技术人员勘验后，认定装修质量不存在问题，当律师再次找到房主时，房主不得不付清余下的800元工钱。

这位农民工的幸运，来自一项全国31个城市专门为维护农民工权益而签署的联手协议——《城际间法律援助协作协议》　16。

农民工维权不仅仅限于讨还工钱

农民工维权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只要是带有“农民”印记的维权，都属于为农民工维权的范围，包括劳工权利、人身财产权利、子女受教育权利等。

在农民工维权方面，全国有个著名的“安徽模式”。作为农民工大省的安徽省，早在2003年就由安徽省律师协会组建了“律师志愿团”，专门为该省农民工维权。志愿团成立之初有264名律师，最多时律师参与人数达1700人，而该省律师总数还不到4000人。在北京，该市每年提供的法律援助案件中，60%是农民工案件，而这其中又有80%是社会律师承担的。2005年9月，北京市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正式成立，从而形成了为农民工法律服务的品牌　17。

政治权利，也应得到切实保障

在许多人的概念中，农民工是一种“经济动物”，对政治漠不关心。其实，这是对农民工的极大误解。

给流动党团员以“家”的关怀

农民工中不乏中共党员、共青团员，他们都是农民工中的能人，只是由于缺乏有效管理，他们一直处于放任自流状态。一方面，他们的政治权利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也不利于他们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实际上处于“家里管不好、外面管不了”的两不管局面。

给流动党团员以“家”的关怀，既是党团组织的职责，也是这些党团员的渴望。

1999年，安徽省怀宁县禅师村在北京打工的农民工吴昌龙，听说中国人民大学中区食堂餐厅对外公开竞标，在个人单独竞标无望的背景下，他与同村几名在北京务工的中共党员，成立了怀宁县禅师党总支北京党支部。党支部组织大家将闲散资金集中起来，成立了北京峥嵘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然后参加竞标，结果一举中标。此后，吴昌龙所在的农民工党支部，被中国人民大学纳入该校后勤集团党委管理，8位农民工党员与该集团党员一起参加组织生活　18。